运动生理研究室是体育科学研究所最早成立的研究室之一，由任蔚农副所长兼任室主任，郭庆芳任秘书，还有乔居庠、韩世真、刘慧荣、秦孝梅。以后人员快速增加，1959年来的有许豪文、缪素堃，1960年来的有刘运刚、王淑云、陆绍中、陈宝庆、张菱、胡文珍、史大慧、马耀武、叶西琴、董文献、段昌寿、王熙然、袁林才，到1960年末，己达二十人。此时国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要求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于是，陈宝庆等十名同志被下放安排到了省、市高等院校，多数人离开了北京。这样，原来北京体育学院专为科研所培养的理论系三班的同志，都分到了科研所，现在其中的大多数人都走了，从其它院校选调来的一些同志也走了，砍掉了50％，不免感到惋惜，还感到有些不公，国家体委才精简了30％，精兵简政，首先应该精简的是行政机关，而不应是事业单位，但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感叹一番而己。精简下放工作结束以后，1961年秋，杨天乐在匈牙利研究生毕业后来了。此时，运动生理研究室也就十来个人，根本谈不上仪器设备，连个像样的秒表也没有，好像只有血压计、听诊器、肌张力计、握力计、肺活量计，血色素计，以及生化的一些瓶瓶罐罐，几个实验室空空荡荡。

运动生理研究室成立之初，就承担了5309国家课题----青少年全面身体训练的生理基础，该课题是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第53项第9个课题。在该课题进行二年以后，即遭遇三年困难时期，学生们食不果腹，那有力气进行体育锻炼，因而不得不申请终止该课题的进行。因为那时我已是运动生理研究室的负责人了，所以任蔚农副所长便带我到国家科委去汇报该课题的执行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科委领导当时就批准了我们终止该课题的请求。

尽管国家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队和省市队的优秀运动员的伙食供应还是得到充分保证的。他们还要刻苦训练，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为国争光。我们体育科学研究所的任务就是为我国田径、游泳、举重、体操、球类等十个项目的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服务。因此我们拿着听诊器、血压计、血色素计、尿瓶子等简陋的设备，下队进行科技服务,任务带学科,寓科研于服务之中。我们常常要赶在运动员起床之前到达运动员宿舍，在寢室门口等着，起床铃响了，才能进去测量运动员早辰起床前安静时的血压、脉搏、收集尿液后再化验，以判别运动员们经过一夜的休息后身体机能的恢复状况。上、下午运动员训练时我们都得到现场进行观察，测定机能反应，当然指标也很简单，例如血压、脉搏、尿蛋白、尿潜血、尿乳酸、偶尔做奌耳血乳酸等指标，对训练课的运动量进行评判，并及时给教练员反馈测定结果，以便其调控训练。有时晚上还要参加教练员安排下周训练的会议。所以，那时几乎没有八小时工作制的概念，加班加点，对科技人员来说，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运动生理室的同志曾经工作过的项目有：短跑、中长跑、游泳、自行车、举重、排球、射击等。

除了这些日常的给运动训练开“红绿灯”的科技服务工作，或者也可叫做科学研究以外，在1960年冬、1961年春，陈宝庆等曾经对中长跑运动员在昆明高原训练期间身体机能的变化进行过医学生理学的研究。我们曾经观察过100公里、180公里自行车比赛后24小时、48小时内身体机能的恢复过程。对比过足球国际、国内比赛，大、中、小运动量训练课对身体机能的影响，发现在国际、国内比赛和大运动量训练课之间心肺功能变化的剧烈程度大致相仿，而比赛，特别是国际比赛时肾上腺皮质激素---17羟类固醇的分泌水平却要比大运动量训练课要高出好几倍。当时肾上腺皮质激素的测定技术比较复杂,无疑是国内运动生理学研究中首次应用,特别是收集运动后48小时的尿液，还要测定尿液总量,采集尿样,这些具体的工作都是由生化组的杨天乐、许豪文、秦孝梅同志亲自完成的，不嫌脏臭，而且连副防护手套也没有的，真是难能可贵，大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个课题完成后整理成文，在1964年全国体育科学报告会上作为大会报告论文，并获得好评。在国家体委聘请获得了世界冠军的日本女子排球队教练大松博文来华执教，根据领导的指示，科研所运动医学和生理研究室组成研究小组对其训练工作进行医学生理的监测，研究结果认为：大松训练方法中的“小极限训练”是正确的，而其“大极限训练”并不科学。这得到了体委领导、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认同，从而促进了排球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我室气体代谢组的同志也曾不辞辛劳地扛着道格拉斯气袋、气量表和集气瓶到运动场去测定优秀短跑运动员100米跑后气体代谢的能力，试图阐明负“氧债”能力与运动成绩之间确切的数量关系。在实验室里还测定过自行车运动员、中长跑运动员、足球运动员和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等的最大攝氧量。此外，还在运动场上测定过短跑运动员专项训练课中8×100米的重复跑、200米跑、300米跑后血乳酸的浓度，以探讨所采用的训练手段对发展运动员糖酵解能力的作用。这些血乳酸指标的测定工作都是由秦孝梅同志进行的。那时为了了解运动员在运动过程中的糖酵解状况，杨天乐同志提出改进血乳酸指标的测定方法，于是杨天乐和秦孝梅两人就反复试验，终于成功，简化了操作步骤，大大减少用血量，用一滴耳血即能正确测定血乳酸，以后还发展到可以测尿乳酸。这个方法后来推广开来，全国应用了很长时间，直到文化大革命后从国外引进了血乳酸自动测试仪后才很少有人使用。除此以外，他们还研制了尿蛋白比色管，用以测定日常训练和比赛后的尿蛋白浓度。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屆全国运动会期间运动医学生理研究室还组成研究小组测定了男子100米到马拉松运动员在比赛后即刻的心率、血压、呼吸次数、血糖、血乳酸、心电图等指标，这些在重大体育比赛现场获得的宝贵资料,那时虽也作了初步整理，但还未来得及进一步分析讨论，并归档刊登，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把这些在“修正主义科研路线”下所得到的资料“烧“了个精光，未免感到惋惜！现在残剩在大脑中的印象是：1从100米到马拉松比赛后血糖浓度逐渐提高，在5,000米跑后达到最高点，大约是180毫克/分升，10,000米跑后大约在120毫克/分升，马拉松比赛中正常跑到终点的马拉松运动员的血糖都在正常水平以上，其中有少数运动员甚至跑前没有吃饭，途中没有饮用糖水。只有那些跑到终奌时处于衰竭状态的运动员血糖低到30、40毫克/分升，当然上述的具体数字可能会有误差，但其趋势是不会有问题的。2从100米到马拉松跑后血乳酸浓度都有升高，但在200米、400米、800米跑后最高，具体数据己记不清了。其它指标的情况更记不清了。刘慧荣同志对运动员在训练过程中的心电图变化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郭庆芳、刘运刚在运动器官、肌电图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详细的确切的工作情况他们比我更有清晰的记憶。

运动生理研究室为了进一步搞好科研工作，必须加强实验室的建设，科技人员也作了专业分工。郭庆芳、刘运刚从事运动器官功能的研究，刘慧荣从事心血管功能的研究，陆绍中、乔居庠、王淑云从事气体代谢的研究，缪素堃从事脑电图的研究，杨天乐、许豪文、秦孝梅从事内分泌和生化的研究。有了这个分工，就想添置一些必要的设备。那时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不来往，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恶化，国内又不生产我们需要的仪器，侭管如此，大家还是经常要到八面槽医疗器械商店、进出口公司、化学试剂商店、玻璃仪器器材商店去淘宝，大多是失望而归。记得有一次杨天乐从八面槽医疗器材商店淘回来一个能够测定pH的小仪器，大家看了以后觉得好不容易淘得了这个宝贝，都很高兴，总算弄到了一个小仪器，没有白跑，现在来看，简直是不值一谈。乔居庠根据沈氏管的原理，把沈氏管进行改进，请北京玻璃仪器厂的工人师傅制作，我们就拿它来测定肺泡气中的氧和二氧化碳分压。大约1962年我到上海出差，逛到南京路上玻璃仪器商店，发现商店橱窗里有一套何尔登气体分析器，喜出望外，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进店一问，原来是积存的货物，共有四套，现在工厂己不生产。我立即付款，把它们全部买下，并委托商店代办托运。回到北京，与气体代谢组的同事一起商量，立即向有关工厂订做杜格拉斯—何尔登气体代谢分析系统的其它另部件，如杜格拉斯袋、呼吸口嘴、鼻夹、集气管、三通活塞，并购买气量表等，从此我们便可以测定运动员的有氧代谢和无氧代谢能力等指标，虽然是手工方式的，但却是经典的方式，那时全世界还没有成熟的自动气体分析仪。随着国家经济情况的好转，我们也陆续置办了一些新的仪器，到文化大革命前，运动生理研究室已经有了下列一些较为现代化的仪器，如上海生产的分光光度计、德国的火焰光度计、国产的409型心电图机、日本生产的便携式单导心电图机、丹麦生产的肌电图仪、东德生产的自动气体分析器，苏联生产的血氧饱和仪，这些简直成了我们的宝贵，但其中有些设备的质量并未过关，如上海生产的409型心电图计、东德生产的自动气体分析器，给我们的科技工作带来不少困扰。

以上是我个人对运动生理研究室从建所起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科技工作的简要回忆，可能有些地方不侭确切，更不能说很全面了，也许有许多应该说而未说到的。但对这一段时间运动生理室科技工作的回忆，使我深深地感到我们运动生理室的同志们真是全心全意地为体育科学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工作，不求回报，为我国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服务，不计工作时间，不嫌工作条件简陋，不嫌待遇菲簿，在困难时期甚至还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仍然早出晚归，下队服务。没有技术职称，从不计较，全所科技人员的工作证上写着四个字—研究人员，尽管那时全国其它研究所都授予科技人员以技术职称。全所各研究室只有负责人，不授予主任或副主任的职务名称，甚至运动训练研究室的王汝英同志也只是一个室负责人，虽然他在北京体院时已经是教研室副主任了。这种负责人不是一个正式的行政职务，既不是处长，也不是科长，更不是主任、副主任，因此既无经济待遇，也无政治待遇（听政治报告、看中央有关文件等）。然而，这种状况，无一人有怨言，更不影响工作。

作者：陆绍中 离退休老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