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发展

  1960年,科研所新楼建成,地点是北京体育馆路11号。按照“先治坡,后搭窝”的精神,科研所初建时只盖了一栋楼。同年5月,科研所搬进现址后,一层住家属,四层住单身职工,二、三层办公,全所同志都在一个楼里工作和生活。然而,建所之初恰逢三年自然灾害,1960年春,所领导为了备荒,派出部分科研人员下到国家体委南口绿化点种地、养猪。秋天,又派出部分同志到南苑建立了一个小农场,并动员全所科研人员(其中大都是刚刚来所报到的留学生和大学生)到南口突击劳动,打树叶、摘野菜,备荒过冬。在这样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全所科研人员开始迈出了向体育科学进军的步伐。

  “深入实践,为提高运动员的技术水平服务”是所领导建所之初即确立的工作方向。1959年秋,全所科研人员均投入到了第一届全运会的调研工作,他们设计并印制了详细的调查表,对重点个人项目参赛运动员的年龄、身高、体重、训练史、成绩,训练概况做了详细的调查,为后来建立优秀运动员技术档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60年,科研所从运动训练、运动医学和运动生物力学方面共选题33项,其中运动训练19项,群众体育5项,运动生理6项,运动医学3项,当年共完成27项并在有关刊物与会议上发表交流、报送有关单位参考。同年,科研所研究人员还编写了“纺织”、“缝纫”和“机械”三套工人生产操,分别被国家体委有关部门、第一机械部体育协会及北京市朝阳区工会等单位采用。

  1960年3月,国家体委为组织全国力量进行体育科研工作,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体育科学工作会议。会前,科研所拟定了《1960-1962年科学研究规划》及《1960年重大科研项目计划任务书》。会议统一了与会人员对体育科研工作方针、任务及发展方向的认识;动员和组织了全国体育科学研究工作的力量,对1960年重大科研项目计划做了补充;对1960至1962年的科学研究内容(即后来的《1961-1962年体育科学发展纲要》)初步交换了意见;对研究工作做了统一安排和必要的分工。科研所也成为了国家体委指定的《纲要》执行的联系单位。同时,此次会议在1959年出版《体育科学参考资料》的基础上建立了“体育科学通讯网”,还出版了《体育科学技术资料》(《中国体育科技》的前身)。

  1961年,科研所的科研课题涵盖了优秀运动员训练、运动训练的生理特点、医务监督、运动伤病治疗、青少年运动训练以及生产操等,全年共完成课题19项,科研论文报告48篇,国外运动资料综述8篇。同年,为了备战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资料研究室组织专家着手收集日本、法国、匈牙利三国优秀乒乓球运动员的档案资料100多份,特别是资料研究室专家林国本在日本报刊中发现了弧圈球的信息资料,立即提供给国家乒乓球队,国家乒乓球队参考了科研所的分析资料,有的放矢地调整训练内容,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终于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取得了优异成绩。贺龙主任在赛后的表彰大会上对科研所为国家乒乓球队科学训练所做的情报工作与技术支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次乒乓球比赛的胜利,因素很多,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做了侦察工作,翻译了12万字,发现了日本的一些打法,如上旋球,也应给予口头奖励”。

  1962年,国家科委颁布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即“科研十四条”),要点是:“以研为主”;“每周要有不少于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科研工作”。据此,在赵斌同志的领导下,科研所又进一步制定了近几年的方向、任务,即“全面安排,保证重点,主要为提高十个重点项目的运动技术水平服务”。同时,各研究室也制定了各自的方向和任务,因而普遍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使科研工作更加稳定地向前发展。同年11月12日至28日,赵斌所长率领中国体育科学代表团(成员包括:赵斌、陆绍中、岑浩望、卢宪吾)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运动训练问题国际科学讨论会,回国后,科研所组织所内人员将报告翻译成中文,并印发全国。与此同时,在建所初期各项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科研所于1963年底举办了第一次全所范围的学术报告会,共报告论文29篇,这次会议为1964年国家体委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体育科学报告会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1964年11月22日至12月1日,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体育科学报告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解放军和体育学院等82个单位的126人,会上报告和讨论了有关运动训练、体育教育、运动生理、运动医学等方面的科学论文109篇,科研所向大会推荐论文36篇,入选大会论文摘要汇编的有35篇,作为会议报告的论文22篇,其中列入小会报告的有17篇、大会报告的有5篇(占大会报告的38.5%)。其中一些论文,如《足球运动员在比赛和大运动量训练中身体机能的变化》、《运动外伤防治中几个问题的探讨》、《髌骨张腱附丽区及慢性损伤的研究》、《增大课的密度是当前提高中学体育教学效果的重要问题》、《高山缺氧对人体若干机能变化的研究及其应用》等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体现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宗旨,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肯定。

  1965年4至5月间,为配合日本著名排球教练大松博文来华训练,科研所组织了专门的科研团队下队蹲点,记录和分析了大松博文的“魔鬼训练”方式。当时,国内体育界对大松的“魔鬼式极限训练法”看法不一,既佩服他的以身作则,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的训练作风及已取得的辉煌成绩,又十分担心他的“极限”训练法太狠,是否科学,会不会把我们的女排运动员练垮。当时,贺龙副总理要求赵斌所长三个月后向他汇报工作。 赵斌所长针对这个重要问题,专门组织了运动医学、运动生理研究室的科研人员,随大松在上海训练的中国女排运动员一起,连续一个月从早到晚全程观察大松训练,测试每个运动员训练后的生理指标,并与上海医护人员一起进行保驾护航式的医务监督。通过监测,科研团队得出了“大松小极限训练可取,大极限训练有待进一步探讨”的结论。大松训练法的科研结果,作为当时科研所主要为训练实践服务的成果,在赵斌所长的亲自指导下,以纪要形式向贺龙副总理做了汇报,得到了国家体委的高度重视。

  1965年,国家体委、高等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体育科学研究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并在当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了科研所“体育科学研究工作应深入第一线,密切联系实际,在普及群众运动和猛攻世界运动技术尖端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方针。赵斌所长经常强调要“深入实际,从实践出发,为运动实践服务,抓住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为尖端运动员猛攻世界纪录起到促进作用”。因此,在这一时期,科研所进一步认真总结下队科研的工作经验与体会,明确提出体育科研工作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为运动实践服务的方向。同时,加强下队蹲点的研究,总结下队科研工作应处理的几个关系问题,如出成果与出成绩的关系,各学科之间的关系,重点对象与一般对象的关系,研究工作与服务工作的关系。

  建所之初,在全所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科研业务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当时困难的情况下,科研所仍高度重视了实验室的建设,购买了当时较先进的仪器设备,如X光机、心电仪、脑电仪、肌电仪、气体代谢仪、分光光度计、病理切片仪等等。还改良了血乳酸微量测试方法,组建了气体代谢分析系统,确定了我国有氧及无氧能力的研究方向,同时,自主研发了心率遥测仪,创建了跳高技术分析实验场地。这一时期,科研工作突出的特点就是为“一线”服务,这种深入运动队,利用科研手段给教练员当参谋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我们国家竞技体育研究的主要方式,并为以后的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也是在这一时期,由于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知识分子要改造思想,一些骨干被抽调到山东和山西的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人走了,工作停了,刚刚形成的欣欣向荣的工作局面未能得到延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体育科研工作全面陷入停顿。

版权所有 ©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京ICP备13023979号-3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11号 邮编:100061 电话:010-87182527 传真:010-87182600
技术支持:青云软件